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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国策单篇·苏秦说齐闵王

整理完两眼发直

老实人都说的这么清楚了,齐闵王还被忽悠的够呛

卷十二·齐策五

苏秦说齐闵王

       苏秦说齐闵王曰:“臣闻用兵而喜先天下者忧,约结而喜主怨者孤。夫后起者藉也,而远怨者时也。是以圣人从事,必藉于权而务兴于时。夫权藉者,万物之率也;而时势者,百事之长也。故无权藉,倍时势,而能事成者寡矣。

       “今虽干将、莫邪,非得人力,则不能割刿矣。坚箭利金,不得弦机之利,则不能远杀矣。矢非不?,而剑非不利也,何则?权藉不在焉。何以知其然也?昔者赵氏袭卫,车舍,人不休,傅卫国,城割平,卫八门土而二门堕矣,此亡国之形也。卫君跣行,告诉于魏。魏王身被甲底剑,挑赵索战。邯郸之中鹜,河、山之间乱。卫得是藉也,亦收余甲而北面,残刚平,堕中牟之郭。卫非强于赵也,譬之卫矢而魏弦机也,藉力于魏而有河东之地。赵氏惧,楚人救赵而伐魏,战于州西,出梁门,军舍林中,马饮于大河。赵得是藉也,亦袭魏之河北,烧棘沟,坠黄城。故刚平之残也,中牟之堕也,黄城之坠也,棘沟之烧也,此皆非赵、魏之欲也。然二国劝行之者,何也?卫明于时权之藉也。今世之为国者不然矣。兵弱而好敌强,国罢而好众怨,事败而好鞠之,兵弱而憎下人也,地狭而好敌大,事败而好长诈。行此六者而求伯,则远矣。

       “臣闻善为国者,顺民之意,而料兵之能,然后从于天下。故约不为人主怨,伐不为人挫强。如此,则兵不费,权不轻,地可广,欲可成也。昔者,齐之与韩、魏伐秦、楚也,战非甚疾也,分地又非多韩、魏也,然而天下独归咎于齐者,何也?以其为韩、魏主怨也。且天下遍用兵矣,齐、燕战,而赵氏兼中山,秦、楚战韩、魏不休,而宋、越专用其兵。此十国者,皆以相敌为意,而独举心于齐者,何也?约而好主怨,伐而好挫强也。

       “且夫强大之祸,常以王人为意也;夫弱小之殃,常以谋人为利也。是以大国危,小国灭也。大国之计,莫若后起而重伐不义。夫后起之籍与多而兵劲,则事以众强适罢寡也,兵必立也。事不塞天下之心,则利必附矣。大国行此,则名号不攘而至,伯王不为而立矣。小国之情,莫如谨静而寡信诸侯。谨静,则四邻不反;寡信诸侯,则天下不卖,外不卖,内不反,则槟祸朽腐而不用,币帛矫蠹而不服矣。小国道此,则不祠而福矣,不贷而见足矣。故曰:祖仁者王,立义者伯,用兵穷者亡。何以知其然也?昔吴王夫差以强大为天下先,袭郢而栖越,身从诸侯之君,而卒身死国亡,为天下戮者,何也?此夫差平居而谋王,强大而喜先天下之祸也。昔者莱、莒好谋,陈、蔡好诈,莒恃越而灭,蔡恃晋而亡,此皆内长诈,外信诸侯之殃也。由此观之,则强弱大小之祸,可见于前事矣。

       “语曰:‘骐骥之衰也,驽马先之;孟贲之倦也,女子胜之。’夫驽马、女子,筋力骨劲,非贤於麒骥、孟贲也。何则?后起之藉也。今天下之相与也不并灭,有而案兵而后起,寄怨而诛不直,微用兵而寄于义,则亡天下可?足而须也。明于诸侯之故,察于地形之理者,不约亲,不相质而固,不趋而疾,众事而不反,交割而不相憎,惧强而加以亲。何则?形同忧而兵趋利也。何以知其然也?昔者齐、燕战于桓之曲,燕不胜,十万之众尽。胡人袭燕楼烦数县,取其牛马。夫胡之与齐非素亲也,而用兵又非约质而谋燕也,然而甚于相趋者,何也?何则形同忧而兵趋利也。由此观之,约于同形则利长,后起则诸侯可趋役也。

       “故明主察相,诚欲以伯王也为志,则战攻非所先。战者,国之残也,而都县之费也。残费已先,而能从诸侯者寡矣。彼战者之为残也,士闻战则输私财而富军市,输饮食而待死士,令折辕而炊之,杀牛而觞士,则是路君之道也。中人祷视,君翳酿,通都小县置社,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,则此虚中之计也。夫战之明日,尸死扶伤,虽若有功也,军出费,中哭泣,则伤主心矣。死者破家而葬,夷伤者空财而共药,完者内?而华乐,故其费与死伤者均。故民之所费也,十年之田而不偿也。军之所出,矛戟折,?弦绝,伤弩,破车,罢马,亡矢之大半。甲兵之具,官之所私出也,士大夫之所匿,厮养士之所窃,十年之田而不偿也。天下有此再费者,而能从诸侯寡矣。攻城之费,百姓理?蔽,举冲橹,家杂总,穿窟穴,众罢于刀金。而士团于土功,将不释甲,期数而能拔城者为亟耳。上倦于教,士断于兵,故三下城而能胜敌者寡矣。故曰:彼战攻者,非所先也。何以知其然也?昔智伯瑶攻范、中行氏,杀其君,灭其国,又西围晋阳,吞兼二国,而忧一主,此用兵之盛也。然而智伯卒身死国亡,为天下笑者,何谓也?兵先战攻,而灭二于患也。昔者,中山悉起而迎燕、赵,南战于长子,败赵氏;北战于中山,克燕军,杀其将。夫中山千乘之国也,而敌万乘之国二,再战比胜,此用兵之上节也。然而国遂亡,君臣于齐者,何也?不啬于战攻之患也。由此观之,则战攻之败,可见于前事。

       “今世之所谓善用兵者,穷战比胜,而守不可拔,天下称为善,一国得而保之,则非国之利也。臣闻战大胜者,其士多死而兵益弱;守而不可拔者,其百姓罢而城郭露。夫士死于外,民残于内,而城郭露于境,则非王之乐也。今夫鹄的非咎罪于人也,便弓引弩而射之,中者则善,不中则愧,少长贵贱,则同心于贯之者,何也?恶其示人以难也。今穷战比胜,而守必不拔,则是非徒示人以难也,又且害人者也,然则天下仇之必矣。夫罢士露国,而多与天下为仇,则明君不居也;素用强兵而弱之,则察相不事。彼明君察相者,则五兵不动而诸侯从,辞让而重赂至矣。故明君之攻战也,甲兵不出于而敌国胜,冲橹不施而边城降,士民不知而王业至矣。彼明君之从事也,用财少,旷日远而为利长者。故曰:‘兵后起则诸侯可趋役也’。

       “臣之所闻,攻战之道非师者,虽有百万之军,北之堂上;虽有阖闾、吴起之将,禽之户内;千丈之城,拔之尊俎之间;百尺之冲,折之衽席之上。故钟鼓竽瑟之音不绝,地可广而欲可成;和乐倡优侏儒之笑不之,诸侯可同日而致也。故名配天地不为尊,利制海内不为厚。故夫善为王业者,在劳天下而自佚,乱天下而自安,佚治在我,劳乱在天下,则王之道也。锐兵来则拒之。患至刚趋之。使诸侯无成谋,则其国无宿忧也。何以知其然?昔者魏王拥士千里,带甲三十六万,其强而拔邯郸,西围定阳,又从十二诸侯朝天子,以西谋秦。秦王恐之,寝不安席,食不甘昧,令于境内,尽堞中为战具,竟为守备,为死士置将,以待魏氏。卫鞅谋于秦王曰:‘夫魏氏其功大,而令行于天下,有从十二诸侯而朝天子,其与必众。故以一秦而敌大魏,恐不如。王何不使臣见魏王,则臣请必北魏矣。’秦王许诺。卫鞅见魏王曰:‘大王之功大矣,令行于天下矣。今大王之所从十二诸侯,非宋、卫也,则邹、鲁、陈、蔡,此固大王之所以鞭?使也,不足以王天下。大王不若北取燕,东伐齐,则赵必从矣;西取秦,南伐楚,则韩必从矣。大王有伐齐、楚之心,而从天下之志,则王业见矣。大王不如先行王服,然后图齐、楚。’魏王说于卫鞅之言也,故身广公宫,制丹衣,建九?旌,从七星之?。此天子之位也,而魏王处之。于是齐、楚怒,诸侯奔齐,齐人伐魏,杀其太子,覆其十万之军。魏王大恐,跣行按兵于国,而东于齐,然后天下乃舍之。当是时,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,而不以德魏王。卫鞅之始与王计也,谋约不下席,言于尊俎之间,谋成于堂上,而魏将以禽于齐矣;冲橹未施,而西河之外入于秦矣。此臣之所谓北之堂上,禽将户内,拔城于尊俎之间,折冲席上者也。”

 

译文:

       苏秦游说齐闵王说:“臣听说率先挑起战争的人必然后患无穷,而不顾招人忌恨,带头缔结盟约攻打他国的最终陷于孤立。如果后发制人就能有所凭借,顺应时势即可远离仇怨。所以圣贤成就事业,必然善用权势作为凭借,顺应时机和形势。凭借权势而采取适宜的措施,是统率万物的关键;顺应时势,是处理任何事情的首要条件。因此,不懂得凭借权势,违背时势行事,能成就大事的机会实在微乎其微。

       “如今即使有干将、莫邪那样的宝剑,如果不施以人力,就不能割断任何东西;而再坚硬的箭矢,如果不能借助弓弩,也不能射杀远处的敌人。箭并不是不锐利,剑也不是不锋利,为什么自身发挥不了作用呢?那是因为没有可以借助的力量。如何知道这个原因呢?从前赵国袭击魏国,战车不停,士卒不休息,将要攻破卫国都城的时候,卫国割地向赵国求和。当时卫都的八道城门皆被堵死,结果还是有两道城门被摧毁,亡国之祸迫在眉捷。卫国国君光着脚逃命,告求于魏国。魏武候亲自披甲带剑,向赵国挑战。赵都邯郸大乱,黄河与太行山之间也一片混乱。卫国乘机重整旗鼓,北向攻赵,夺取了刚平,攻下了赵邑中牟的外城。

       卫国并非比赵国强大,只是有了魏国的支持。假如把卫国比作箭的话,魏就等于是机弩弓弦,从而借助魏国而占有了河东之地。赵国感到害怕 ,楚国为了救援赵国去攻打魏国,交战于州西地区,楚军穿越魏都大梁城门,驻军林中而饮马黄河。赵人得到楚国的援助,于是也去攻打魏国的河北之地,纵火焚烧棘沟,攻下了黄城。刚平被攻破、中牟被毁坏、黄城陷落、棘沟被焚,这并非是赵国、魏国的本意,然而两国却争相攻地并得到了这样的结局。为什么呢?这是因为卫国和赵国善于利用时机和权变。如今那些治理国家的君主却不是这样,自己军队弱小却要挑战强国;国家疲惫却偏要触犯众怒;败局已定却仍然一意孤行;没有实力却忍受不了居于人下;自己地狭人少却要与大国为敌;事情失败却不改诈伪之心。犯下这六种错误还妄图建立霸业,那就相差的太远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“臣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,应该顺应民心,切实估计自己的兵力,然后才能联结诸侯实现自己的抱负。所以缔约时不以自己为主,以此避免招来怨怒,作战时不替其他国家去抵抗强敌。这样就能保全自己的兵力以控制全局,而且可以实现拓展疆土的愿望。以前,齐王与韩、魏联合进攻秦、楚,齐国作战并没有特别卖力,分得土地又不比韩、魏多,然而诸侯却唯独归罪于齐国,这是为何?是因为齐国率先倡导讨伐秦、楚,触犯众怒。再说那时诸侯都在互相进攻,齐国、燕国争斗不休,而赵国乘机吞并了中山国,秦、楚与韩、魏连年征战,而宋、越专事攻伐。这十个国家,勾心斗角,相互竞争,然而天下只埋怨齐国,这又是什么道理呢?因为在缔约时齐国喜欢处于领袖的位置,两军相交时喜欢替别人去攻打强敌。

       再说国家强大了的祸患,就是常有统治别人的野心;而弱国遭受灾殃,就是常常一心想算计别人取得好处。所以,强国免不了危殆,小国则免不了覆灭。从大国的角度考虑,不如后发制人,坚决讨伐那些不讲道义的国家。后发制人能有所倚仗。盟国多而兵力强,从而形成以人多势强对付疲弊衰弱的利局,战争必能取得胜利。这样做事不会违背天下人的意愿,利益也会随之而来。大国如果这样做了,威名和尊号自然不争而得,霸业也能不争自成。

       从小国的状况考虑,则莫过于谨慎小心,不轻信其他国家。小心谨慎,四面邻国就没有借口寻仇犯境;不轻信他国,就不会被诸侯出卖。在外不被诸侯出卖,在内没有争斗,就可远离祸患,金币丝帛之物任其积累而不必作为礼物献给他国。小国若能如此,那么不用祈祷就能享福,无须借贷自能富足。所以说,施行仁政可以称王,建树信义可以称霸,而穷兵黩武只会招致灭亡。为什么这样说呢?过去吴王夫差自恃强大,首先发难进攻别国,攻击楚国的郢都,囚禁越王勾践,并对诸侯们发号施令,最后却落得身死国亡的下场,被天下诸侯耻笑。为什么会得这样的结果呢?因为夫差和其他诸侯地位相同却图谋称霸天下,倚仗国力强盛率先挑起战争,因此招来了祸患。以前莱、莒两国喜欢施用阴谋,而陈、蔡两国则专行诈术,结果,莒国因倚仗越国而灭亡了,蔡国因依仗晋国而灭亡了。这些都是对近邻多诈,轻信诸侯招来的横祸。由此看来,国家无论强弱大小,都有各自的祸患,这是前车之鉴,在历史上都有印证。

       常言道:千里马一旦衰老,劣马也可以超过它;大力士孟贲一旦力乏,女子也可以战胜他。劣马、女子的力量,远远比不上千里马和勇士孟贲,但为何反倒能胜过千里马和孟贲呢?这就是借助外力成时势而后发制人。如今,天下诸侯相互借重而相互牵制,彼此都不能灭亡对方,如果哪个国家能够按兵不动,后发制人,同时善于转嫁仇怨,隐匿用兵的真实意图,假借正义之名以伐无道,那么吞并天下便指日可待。掌握诸侯的国情,洞察地理形势,不结盟,不互相扣留人质,国家之间的关系会更牢固;不急躁冒进,事情会进展的更为顺利。一起共事能坚守承诺,互相割让土地而不彼此憎恶,双方都强大了还能亲近和睦相处。如何能做到这样呢?在于形势令他们忧患相同、利害一致。有什么事实可作证明呢?当初齐、燕两国在桓曲交战,结果燕兵惨败,十万兵众匹马无归。胡人乘势袭击燕国楼烦等地,掠夺了无数牛马。胡人和齐向来并不亲近,又没有订立什么盟约或用人质抵押,然而却一致进攻燕国,什么原因呢?就是因为他们忧患相同、利害相关。由此可见,联合形势相同的国家就可以最大程度地获取利益,后发制人可使诸侯归附并一同协助作战。

       “所以贤明的君王和明察的国相,假如致力于王霸之业,就不能把发动战争摆在首位。战争既耗损国力,又滋扰民生。国家的元气遭到损耗,便再也无力号令诸侯。战争对国家的损耗是显而易见的。士人听说将有战事,便捐献财产,以充军用,而商人就运送酒肉粮食以犒劳战士,长官让人拆下车辕当柴烧,杀牛设宴款待军兵。其实这些都是坑害百姓的做法。战前国人祈祷,君王设祭,大城小县皆设神庙,凡有市场的城邑无不停业为君王效命,其实这是虚耗国家的做法。

       战争结束的时候,尸横满地,哀鸿遍野。表面看来将士建立了战功,但出兵征战也耗尽了资财,国中到处是哭泣之声,足以令国君忧心如焚。阵亡将士的家属为安葬父兄而倾尽家财,负伤将士也耗尽积储以求医问药,那些侥幸全身而回的军人,在家中大摆筵席以示庆贺,花费也与家有死伤的不相上下。所以战争使人民耗费的钱帛,农田十年耕种收获也不足以抵偿。军队出战,矛戟弓弩,车马刀矢,损失大半,军队的用具皆是花钱筹办,经过士大夫的藏匿和军中杂役人员的盗取,这也是用十年耕种所无法抵偿的。国家负担这两笔费用,已是力竭筋疲,哪里还能对诸侯施以号令呢?攻城拔地之时,百姓作为后方支援,替士兵缝补破烂的战衣,运输攻城的器械,有的全家都在为军需忙碌,头上顶着禾草,挖掘地道,为了攻城准备而疲惫不堪。有的士兵住在攻城的地道里,将军都不敢脱下甲胄休息,一年之内能攻下敌国一座城池就算很快了。长官无暇训练士兵,士兵又因战争受伤,所以攻下三个城池以后还能胜过敌人的,也是很少了。

       所以说,不要首先发动战争。如何知晓这个道理呢?以前智伯攻打范氏、中行氏,杀死他们的君主,接着麾兵西向,围攻晋阳,吞并了两个国家,又逼得赵襄子走投无路,兵威可谓盛极一时。然而后来智伯却落得身死国亡的下场,为天下耻笑,这是什么缘故呢?是由于智伯首先发起战争,灭亡范氏、中行氏之祸威胁到韩、魏二君的缘故。从前,中山国调动全国之兵,迎击燕、赵两国,败赵兵于南方的长子,破燕军于国境之内,并杀掉其领兵的大将。那中山只是个千乘小国,却能击败两个兵力强盛的大国,接连胜利,成为用兵的典范。然而这样善战之国终不免灭亡,以致国君奔齐为臣,原因何在?是因为它不重视战争带来的危害。由此看来,因战争而引来祸患的前车之鉴太多了。

       “如今称得上善于用兵的人,从战争开始到结束屡战屡胜,固守城池则不可攻破,天下人称赞其为善战,而举国上下都倚重于他,其实这并非是国家的好事。臣听说战争取得大捷,士卒要伤亡过半而使兵力减弱,百姓因防务而疲惫不堪,城墙也会损毁得面目全非。在外有众多将士伤亡,在内人民饱受困苦,城郭破败,国君是不会高兴的。以箭靶为喻,它并没有与人结怨,可是人人都会以强弓硬弩对待它,射中的人们叫好,没有射中的则会满面羞惭,不论老少尊卑,都一心想射穿红心。这是为什么呢?因为人们讨厌让人看出自己不会射箭。现在有的国家屡战屡胜不可攻拔,这不仅仅是与人为难,同时还妨害到别国的利益,因此天下必然都仇视他。像这样既劳累百姓、损耗国家,又成为众矢之的之事,这是圣明的君主所不肯作的。常用兵作战,以致于损兵折将,大伤元气,这是贤明的相国所不能做的事。那些明君贤相,总是力求不施攻伐而使诸侯臣服,以谦恭辞让获得更多的财富土地。所以明君发兵作战,不用出动军队就能战胜敌国,不用攻城器械就能降服敌人,别人尚未察觉而王业就可完成。明君之处事,不费财力,而以长期的策划为国家取得永久的利益。所以说,后发制人可令诸侯归附并为您所用。

       据臣所知,战争之道不在军队的多少,即使有百万敌军,也能败于朝堂之上的谋划;即使遭遇阖闾、吴起那样的将帅,也能通过室内的策划擒获他们;虽然有千丈的城墙,也可以在宴席之间攻克它;虽然有百尺高的战车,也可以在坐卧之时摧折它。所以,丝管之声在朝堂不绝于耳、和着优伶和侏儒欢笑歌舞之时,国土已经扩张,诸侯前来朝拜。所以美名尊号等同于天地不算高贵,具有四海之财不算巨富。善于开创王业的君主,在于能使诸侯劳顿而自己闲逸,使天下混乱而本国安宁。安逸与大治在我方,而劳顿与混乱在它国,这就是王霸之道。积蓄国力以待来敌,以消兵祸,使各诸侯的阴谋无法得逞,自己的国家就没有长远的忧患。如何知道这些呢?从前魏惠王拥有领土上千里,甲士三十六万,倚仗自己实力强大,攻取邯郸,西围定阳,又邀集十二家诸侯朝拜周天子,为图谋秦国作种种准备。秦孝公闻报,忧心忡忡,寝食难安,食不甘味,动员全国,修缮战守的器具,境内严加防守,同时招募死士,任命将领,调兵遣将严阵以待魏军。卫鞅向秦孝公献计说:‘魏王有匡扶周室之功,号令得以施行天下,既能邀集十二家诸侯朝见天子,魏国的党羽必定很多。以区区一个秦国,恐怕还不能与之争锋,大王可否以臣为使去拜见魏王?臣有把握挫败魏国。’秦王答应了他的请求,卫鞅去见惠王,大加称颂:‘我听说大王劳苦功高而能号令天下。可如今大王率领的十二家诸侯,不是宋、卫,就是邹、鲁、陈、蔡,大王固然可以随意加以驱使,然而就凭这些力量还不足以称王天下。大王不如向北联结燕人,东伐齐国,到那时赵国自会服从;再往西联合秦国,南伐楚国,韩国自会望风而服。大王若有讨伐齐、楚的决心,且行事合于天下人的意愿,实现王业的日子便不远了。大王自可顺从天下之志,先准备天子的衣冠,然后再图齐、楚。’惠王很重视卫鞅的话,便依天子体制,大建宫室,制作红色的王袍,树立天子的旌旗,使用画有朱雀的军旗。对惠王的妄自尊大、越礼不轨,齐、楚两国君主大为震怒,而各路诸侯也都投奔到齐国伐魏的旗帜下。齐国联合各诸侯出兵攻魏,杀掉了魏太子申,歼灭魏国十万大军。惠王非常害怕,狼狈逃回国内,下令停止进军,接着又往东到齐国请罪。最后天下诸侯才停止进攻。在那个时候,秦孝公乘机取得魏国的河西地区,但是并不感激魏王的好意。所以卫鞅当初与孝公商议对策的时候,谋约于座席之上,策划于酒席之间,定计于高堂之上,而魏国大将庞涓已为齐所擒,战车未动,西河以外的土地就已经归秦国所有。这就是臣所讲的‘败敌于厅堂之上,擒获敌将于帷幄之中,攻城于宴席的杯盘之间,折断敌人兵车在卧席之上。’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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